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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铜器里的中国古代礼法秩序
刘盈辛,赵晓耕
□ 刘盈辛 赵晓耕
懋尊（春秋）。山西省博物院藏。酒器。内底有36字铭文。记载的是：在某年六月既望丁巳这一天，周穆王在郑地勉励懋，并赐给懋绲带，懋感激周穆王，把此事记下来铸在父亲祭器上。尊，流行于商代中期至西周时期，它是贵族在祭祀、宴享、征伐及葬礼等重要活动时所使用的礼器，是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秩序的象征。
楚公逆钟（西周）。1992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m64号墓出土。此编钟一组8件，前6件均铸有铭文。从现存铭文看，内容记叙了楚公逆为祭祀先祖，出巡四方，四方首领入贡赤铜九万钧，楚公逆用以制钟。钟是打击乐器，被称为百乐之首。在西周礼乐制度中，编钟的数量、尺寸、悬挂方法等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使用都有明确规定。不同场合、不同身份的人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。可见乐的使用，是以礼为基础的，且遵循着一套严格的等级秩序。
开栏语 法制文物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宝贵遗产，从先秦铸刻法令的刑鼎铭文，到明清记载判牍的司法档案，再到革命根据地颁布的法律文件……每一件法制文物都记录着特定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变迁。为此，本版从今天起开设“法制文物与法律文化”专栏，拟从博物馆、档案馆、法律名人故居、法院院史馆（陈列馆）、法学院馆藏室、田野遗迹中探寻法制文物与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。欢迎投稿，敬请关注。
（一）
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载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祭祀与军事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两大事务。
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，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使得最高军事首长的权力逐渐得到强化，部落首长需发号施令，强化个人权威，形成指挥与被指挥关系。兵戎之中的权力，便成为最早的法的温床。《尚书·甘誓》记载了我国早期的军法：“大战于甘，乃召六卿。王曰：‘嗟！六事之人，予誓告汝：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天用剿绝其命，今予惟恭行天之罚。左不攻于左，汝不恭命；右不攻于右，汝不恭命；御非其马之正，汝不恭命。用命，赏于祖；弗用命，戮于社，予则孥戮汝。’”根据上述记载，夏启为了征讨反对他的部落首领有扈氏而发起甘之战，启告诫将士，必须听命于统帅，否则诸如“左不攻于左”“右不攻于右”以及“御非其马之正”等行为都是“不恭命”；同时，夏启还规定了赏罚规则，即“用命，赏于祖；弗用命，戮于社”。这是我国较早的关于作战纪律的记载，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法的表现形式。
中国最早期的法，不仅与战争密切相关，亦渊源于“礼”。中国古代社会早期，人们对于自然界中各种灾害的应对能力有限，由此产生了对于自然的恐惧和对神明的信仰。此后，人们对自然、神明的恐惧与敬畏逐渐转化为对祖先的崇拜，加入了血缘的联系，并通过频繁祭祀的方式来表达和寄托这种情感。
在氏族部落时期，祭祀活动便已较为普遍，至夏商时期，可谓事事祭祀，尤其在商代发展到了高峰。《礼记·表记》载：“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。”凡国家大事，都要通过占卜向神灵请示，“神”的概念通过祭祀得到强化。这种通过占卜来强化神意的行为，包含着商代统治者通过借助“神灵”之意而使民生畏，进而强化控制的目的。向神灵表达情感和信仰的祭祀活动，自然需要各种仪式与程序来进行规范，这便是祭祀之礼。《礼记·礼运》记载了礼的起源：“夫礼之初，始诸饮食，其燔黍捭豚，污尊而抔饮，蒉桴而土鼓，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。”由此可以看出，礼的起源与饮食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密切相关，而其以神权为后盾，因而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和强制效力。
夏商时期，神权法思想盛行。夏启在正式建立夏朝之前发动甘之战时，向将士们公布该次作战的原因，也是以有扈氏“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天用剿绝其命，今予惟恭行天之罚”为理由，借用了“天”的意志来进行“天之罚”。可以说，夏代的王权是神权下的王权，商、周两代则继承夏代的神权法思想并进一步发展。
这一时期的礼，其产生与血缘社会中的祭祀及风俗习惯相关，而背后最强有力的后盾是神权。
西周统治者在夏、商两代“天讨”“天罚”思想的基础上，继续运用这种产生于农耕文化中的“天道”观念论证其政治统治的合理性，但对“天道”作出了新的解释以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。西周统治者破除夏商时期将“天”与统治者“祖先”相联系的思想，主张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，提出“德”的概念，即从外在的“天”转向内在的“人”，由此发展出“以德配天”“敬天保民”的执政方针和“明德慎罚”的法制建设思维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，产生了礼、刑并驾齐驱的法律形式，启动了中国古代礼刑结合、道德与法律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历史进程。其中，尤须一提的乃是“周公制礼”。
（二）
礼是通过祭祀逐步确立的，比风俗习惯更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。西周时期，周公将前代祭祀活动中形成的各项礼仪规范全部整合起来，形成一套包罗万象、可以调整社会生活方方面面，涉及国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制度以及个人的言行举止、社会风俗习惯、礼节仪式等，可谓无所不包，周公所制之礼具有明确的等级秩序要求，由此实现“定亲疏、决嫌疑、别同异、明是非”的社会治理功能，并进一步达到“经国家、定社稷、序民人、利后嗣”的治国理政理想。周公的国家治理方案中不仅包含礼，更是一套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治理理念。其中，礼乐政刑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承担着不同的治理功能。
具体来说，礼是固国家、定社稷的根本。通过制礼，使得君臣、上下、父子、夫妻、兄弟等按照“礼”的秩序去生活，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关系。“礼”的核心在于“亲亲”与“尊尊”，“亲亲父为首”“尊尊君为首”，统治者通过向天下臣民灌输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思想，使臣民接受自上而下的家长式的统治方式，从而使国家安定、社会稳定。
乐为六经之一，制礼与作乐紧密联系，乐为礼服务。与礼相对应的是，乐同样具有不同等级秩序之分，有天子庙堂之乐、诸侯卿大夫之乐、庶民之乐等。此外，乐还反映政治兴废与时代之大势更迭，有治世之音、乱世之音、亡国之音。总之，作为服务于礼的乐，其功能不仅在于陶冶与净化民众心灵，还移风易俗、增强天下万民的凝聚力。
政是设官分职，建立政权机构。周天子授民授土、封邦建国，建立了一套以周天子为中心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、层层分封的宗法分封制以及世卿世禄制。这一套政治制度设计是以礼为基础，建立在血缘关系与家族关系的基础之上,也基于这套政权组织原则和政治制度设计，中华文明开始由中原向四周扩展。
（三）
“刑”是指成文的刑律的制定。先秦时期的“刑”不仅指刑罚，而是法的通称。西周初期的主要刑事立法活动应属《九刑》。《左传·昭公六年》记载，“周有乱政，而作九刑”。西周中后期，周穆王为稳定政局，任命吕侯为司寇，总结司法经验，《尚书·吕刑》中对此有记载。其中心思想在于强调“德”“刑”关系，即充分呈现着“明德慎罚”的立法指导思想。
周公所主张的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治国理政方案，其整体目的指向是同一的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乐书》中道：“礼以导其志，乐以和其声，政以一其刑，刑以防其奸。礼乐政刑，其极一也。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”也就是说，礼乐政刑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，目的都是为了“同民心”，并由此建立起符合社会伦常和天下大义的政治治理秩序。其本质是围绕“礼刑”关系展开，在推行德教或教化的前提下，谨慎适用刑罚，努力做到用刑宽缓。也就是通过道德教化与刑罚制裁相配合，塑造出一个礼治社会，形成中国古代社会“礼”“刑”结合的法律文明特质。礼乐政刑综合为治，造就了周代数百年的稳定与繁荣，成为中华法律文明独具特色的治理经验。
（刘盈辛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政治与法律教研部讲师；赵晓耕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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