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法实践
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之探析
赵小通
口 赵小通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、治已病，更要抓前端、治未病。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。笔者认为，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着力提高参与诉源治理的效能与效果，需要明确限度、定位和具体措施。
一、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的限度
诉源治理的对象是“诉源”。直观理解，诉源是诉讼案件的源头，即已经确定形成但尚未进入诉讼的矛盾纠纷。引申来看，诉源还包括矛盾纠纷的源头，如导致债务纠纷、劳动争议纠纷增加的经济社会因素等，又如导致赔偿纠纷产生的各类事故事件等。做好诉源治理工作的核心在于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，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，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、前端化解、关口把控。
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可以立足三个层面：一是预防层面，即着力使纠纷止于未发、止于萌芽；二是分流层面，即减少已经形成的纠纷形成诉讼；三是化解层面，即通过非诉衔接渠道化解已经形成的纠纷。笔者认为，人民法院预防和分流纠纷，原则上应立足于诉中职能来进行，如在立案阶段引导纠纷方选择采用非诉方式解决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针对发现的矛盾纠纷隐患制发司法建议。人民法院专注于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，既要发挥好诉讼调解的专业化解纷功能，又要把“诉调对接”的“调”向前延伸，把诉前的矛盾协调化解工作做深做实。
二、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的定位
诉源治理要求人民法院主动融入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——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（2019-2023）》提出，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。创新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完善“诉源治理”机制，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，推动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。完善调解、仲裁、行政裁决、行政复议、诉讼等有机衔接、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，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。加大对行业专业调解工作的指导力度，完善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，健全完善律师调解机制，进一步发挥专业调解作用。对具备调解基础的案件，按照自愿、合法原则，完善先行调解、委派调解工作机制，引导鼓励当事人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。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进一步明确，人民法院应当主动融入党委和政府的诉源治理机制建设，切实发挥人民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参与、推动、规范和保障作用，推动工作向纠纷源头防控延伸。
实践中，有人认为，法院不宜成为诉源治理的主导者。从诉源治理具体工作项目运作的角度来审视，该观点有待商榷。首先，各类诉源治理项目的工作内容、工作对象、工作场景和所需整合资源各不相同，需要“因事制宜”地确定各类项目的主导者，不能笼统地说人民法院不宜成为诉源治理的主导者。其次，鉴于诉讼案件数量持续增加且保持高位的现状，人民法院客观上确实存在“源头减少诉讼案件”的内在需要，有必要切实发挥好各类诉源治理项目工作的功能和作用，确保产生实实在在的积极效果。第三，在有些诉源治理工作项目中，一些诉源治理的合作相对方或主观能动性不足、或解纷能力不足、或人力精力不足的情况客观存在，要求这些主体主导该项目的实质化运行确实有一定困难。基于以上考虑，笔者认为，在诉源治理具体工作项目中，人民法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必要主动作为、能动履职，有选择地充当好项目运行的主导者。
三、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的措施
首先，助推诉前调解，做好赋能增效工作。当前，一些法院把诉前调解工作的重点放在办公条件和奖补经费保障上，没有足够重视调解成功率。对此，有必要把工作重点转变为对驻法院（法庭）人民调解员履职提供系统性支持和指导，包括为其提供法律指导、案例指引、技能辅导、辅助人员和必要的审判人员介入、顺畅的司法确认工作机制等，切实提升调解成功率。
其次，加强联合调解，做好组织参与工作。联合调解的关键在于联合，不能异化为一方分派任务、另一方单打独斗；诉调对接的关键在于对接，不能异化为单纯地任务交办与结果回复。人民法院对于通过诉调对接平台分流出去的案件，有必要指定专门人员跟踪工作进度、参与方案制定、介入调解过程和解决调解障碍，立足于联合双方的优势互补、良性互动，力争让“分流”出去的案件不“回流”。
最后，优化规则供给，做好示范传导工作。相较于立法条文，司法裁判规则具有案件情境背景，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具象化的引导。司法裁判具有足够的公正性和广泛的认同度，是其发挥示范引领功能的前提。在此基础上，人民法院还需要做好裁判规则的提炼加工和传播传导工作，通过推动全民守法促进矛盾隐患提前消解。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