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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案里的大智慧
——从唐代裴谞的《争猫判》说起
张田田
□ 张田田
唐朝的裴谞在做河南尹的时候，写过一个“争猫判”，解决了一起小纠纷。与那些对仗工整、辞藻华丽的“骈判”不同，裴谞笔下涌现出来的判词，更像是一首打油诗，仅二十个字，语言诙谐灵动，内容出人意料：
“猫儿不识主，旁我搦老鼠。两家不须争，将来与裴谞。”
这则《争猫判》，当代的法律人第一次看到时，恐怕都会多多少少地感到有些困惑，甚至有些无语，如果露出笑容，恐怕也都是带点尴尬、嘲讽的笑容：一个办案的人，本应主持公道，却要“中饱私囊”，主张把争议双方都想拥有的东西“据为己有”，而且是在公堂之上，当众宣告了这样的决定。想来《唐律疏议》赫赫五百条，没有一条是会支持这种任性行径的。但裴谞竟然做了，似乎不惧怕众人悠悠之口；唐人笔记里也真的这样记了，后人屡次转载，也似乎未给裴谞带来骂名。这又该如何理解呢？
原来，在古人的眼中，裴谞这样判，论功不论过，效果还不错。《开天传信记》里着墨最多，说裴谞“纳其猫儿，争者亦哂”。（［唐］郑綮撰，吴企明点校：《开天传信记》，中华书局2012，第95页）争者的反应是“哂”，而不是“恼”或“恨”，便更像是争吵之后冷静下来的一笑了之、一笑而过。《太平广记》转载此事，用语是“争者亦止焉”，（［宋］李昉 等 编：《太平广记》卷第二百五十《诙谐六·裴谞》，中华书局1961版，第1940页）也就是看到了裴谞以《争猫判》来息讼止争的实效。
古人记此事，侧重于裴谞“素好诙谐，多异笔”，事实上，如果从纠纷解决的态度与方法、过程与结果上切入，有关裴谞作判、办案的记载，言简意赅、意味深长。让两家从互不相让地争猫，到如有所悟地微笑着不再计较，裴谞作此短判、办此小案，有大智慧。
首先，裴谞的态度一以贯之，是在看到“有妇人投状争猫儿”后“大笑”并“判状”“纳猫”，由此个性化地平息争端。他的大笑，事出有因。因为争猫者递上来的状子里写得是质朴：“若是儿猫，即是儿猫；若不是儿猫，即不是儿猫。”这让人不难联想和推测争者的精神状态：一时冲动、口不择言，争执不下，只好来告。对此，作为地方长官的裴谞，并未觉得“官威”遭到了冒犯和挑战，也不因此而嫌弃和斥责百姓。对百姓日常因些许利益而产生的“小打小闹”，裴谞虽大笑，但并不会无视，更不会去轻视和压制，而是以自己的方式疏导和化解之。这与儒家经典中的“哀矜折狱”“得情勿喜”理念颇为适应。
其次，裴谞解纷的方式，既出人意表，又身体力行。他的所作所为，可以视为在把握纠纷性质、程度等要素的基础上的一种机智应对和即兴发挥。为此，我们尽可能本着简洁的史笔，来还原争议的前因后果。
第一，裴谞已然通过妇人状词、察言观色等，洞察“争猫”的成因，原来是“猫儿不识主，只知捉老鼠”。养猫人虽然识得自家猫儿，但由于猫的习性，那些贪吃贪玩的猫，会在几家人中自由往返，甚至乐不思归。还有种可能是，猫儿本系野生，后为散养，先是在一家流连，后又去邻家恋栈，哪里老鼠多、环境好，猫儿就去哪里，自由自在，不受控制。也就不存在哪家人恶意“偷猫”、占猫的情况。猫儿的任性，不但令主人家伤透了脑筋，也让官府之人忍俊不禁。唐人笔记中载，裴谞判中称猫儿是“旁我搦老鼠”，宋代《太平广记》则记作“傍家搦老鼠”，结合裴谞“纳猫”的举动，恐怕是争猫者已将猫儿带至公堂。一只不听话、不服管的猫，恐怕在本该严肃的公堂上，也是我行我素、旁若无人的，争者恐怕也感到无奈、伤透了脑筋。裴谞的大笑与纳猫，也许就是在打破僵局的同时提醒争者：邻里一场，本无深仇大恨，为小猫一只，何必自寻烦恼。争者后来面露微笑，也许也就是在裴谞的带动下，恍然大悟、心领神会的表现。
第二，裴谞纳猫，利大于弊，因此在具体的场景中，仍不失为可取的方案。一方面，要想尽量消解产生纠纷的可能性，在外部因素上，就要尽量降低系争之猫的存在感。常言道“眼不见心不烦”，相比强行将“不识主”的猫判给某一家，或将猫放归野外，裴谞留猫，能更彻底地保证“两家不须争”。试想一下，虽然养猫的经济价值无多，但还有情感寄托，若胜诉者得猫，败诉者难免心生怨气，怨气横亘在胸，难免再起争端。若将猫放归野外，无主之猫，一旦重回故地，两家人也难保不再心生波澜。如果像禅宗公案“南泉斩猫”那样，为斩草除根而扼杀猫的性命，则又太过残忍。所以，裴谞的做法，能让猫安全、平和地离开争者的控制范围，便是可以理解的。另一方面，化解纷争，既要从外到内地隔绝利害牵涉，又要从内到外地化解“争心”，才好修复关系。当堂要求把猫“将来与裴谞”，就相当于给了争猫的双方一个共同的台阶下。猫本不属于任何一家，两家相持不下，最后反倒是被河南尹裴谞留下。这样一来，两家人或许会觉得难分高下，都亏就是“都不亏”，与其白忙活一场，不如握手言和。既然两家已经在裴谞主持的公堂上微笑相对，又不得不打消了继续争猫的念想，邻里的关系就有望修复了。
此外，我们也要看到，裴谞别具一格的“纳猫”，定然不是唯一的办案之道。但在保证和提升办案成效方面，裴谞此举，相比其他办法，可谓“更有性价比”。我们可以将“争猫”与历史上同样有一定记载的“争马”“争牛”甚至“妇人争子”等作对比，来验证这一判断。一来，在寻找证据来判定动物主人、儿童亲人方面，相比识途之马、舐犊之牛，“猫儿不识主”的特征更加突出，因此尽管争猫者有提出“若是儿猫，即是儿猫”，但也无法作为力证。至于“儿童不识母”的情况，虽然也确实存在，但“争子”与“争猫”的紧迫性有着根本差异，后者的要点是弥合轻微争执、修复邻里关系，而前者则必须判定亲缘以维护人伦。因此在古往今来的典型案例中，官员应对不同的争议，采取的调查取证手段也都不尽相同。二来，在掌握解纷诀窍、完善社会治理方面，在“争马”“争牛”及“争子”等案件中，官员通过明辨是非来维护百姓的切身利益，在惩恶扬善中树立正面形象，也以典型案例实现了示范和教化。而在“争猫”一类的小案中，官员不拖累、不固执，抓大放小，当堂结案，诙谐幽默，平息争端，也为官员的个性与解纷的灵活性增添了一笔。可见针对大大小小的争端，或判或调，着力点也需要随机应变、具体权衡。
“不要小看小案件”“写长容易写短难”，（李广宇：《裁判是怎样写成的》，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）当代法官的经验之谈，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汲取裴谞《争猫判》等材料中所体现的智慧。虽然裴谞此判记载并不完整，裁断也并非完美，但从其中判案者“大笑”并使“争者亦哂”的实际效果等方面来看，此二十字之判，与明清人士所作“让他三尺又何妨”的七言绝句等相似，都凝结了“以和为贵”的本土经验、传统智慧。
（作者单位：沈阳师范大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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